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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动与反抗:西安摇滚乐发展史

书房记 2018-10-12 19: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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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摇记》(纪录片预告)/锤子

文_锤子


书写任何一座中国城市的摇滚史,都离不开发源地:北京。从历史的角度看,北京代表着中国摇滚的中心,摇滚乐从这里向其他城市辐射,从而形成影响。业界公认的第一支中国摇滚乐队,是1980年前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的万李马王乐队,它以翻唱披头士(The Beatles)等老牌乐队的作品为主,这一年被认为是中国摇滚元年。


“万李马王”四个字看似风马牛不相及,来源却颇为有趣:乐队成员听说朝鲜有个千里马,几个人的姓一凑,正好是万、李、马,还多个王,盖它一头,于是万李马王乐队就这样成立了。


严格说起来,“万李马王”带有校园乐队的印记,屈指可数的几场演出都在学校进行,当时人们对文艺节目的理解还停留在朗诵、独唱、合唱时期,这样一支乐队让学校师生激动不已。校外演出的愿望尚未能成真,乐队便解散了,更遗憾的是这支乐队未留下任何形式的资料。


与其说这是1980年左右的中国摇滚乐,不如说这仅仅是北京的摇滚乐。1985年之前,“摇滚”这两个字在西安还是空白,只是零星地出现了一些接触到欧美音乐的人,那时接触欧美音乐的渠道大多来自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工作人员及亲属。虽然香港的Beyond乐队早在1983年就已经成立,但对内地的摇滚乐并无太大影响。此阶段西安接触到摇滚乐(欧美音乐)的人无法具体统计,熟知西安摇滚乐的人坚信摇滚乐在西安出现的时间并不落后于北京等地。


据来西安发展的新疆乐队“回归”的主唱阿里回忆,早期的西安摇滚乐代表人物有西影厂的徐斐。徐斐是歌手出身,1985年去深圳发展,1986年出版发行中国第一张摇滚专辑《摇滚台摇滚夜》。这张专辑已无资料可查,在中国摇滚史上也未被提及,它是否是中国第一张摇滚专辑也有待商榷。阿里回忆道,1983年或1984年,在一部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和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合拍的电影中,看到过几处乐队的画面,据说是西安新蕾乐团的电声乐队。


1986年,崔健成立七合板乐队,出版首张专辑《浪子归 》。在今天看来,这是一张充满了80年代台湾民谣味道的专辑,和“摇滚”并无太大关系。那时的崔健刚刚25岁,咬字清楚,声音顺滑,和现在判若两人,不少第一次听到这张专辑的人都对崔健前后的声音变化感到惊讶。


1986年,邓丽君开始家喻户晓,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新生事物的狂热,更多的年轻人留长发或者半长发、烫头,以有“三洋”录音机、穿牛仔裤(喇叭裤)、跳霹雳舞为时尚。“摇滚”一词开始出现在部分年轻人当中,全国走穴的年代开始,走穴的歌舞团中开始出现电声乐队。“走穴”,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词汇在摇滚乐历史中异常重要,却极少有人谈及。那个年代还有很多与摇滚乐紧密相接的特定词汇,成了当时演出市场中人们彼此联系的特殊行话。演出叫“走穴”、劳务费叫“挡杵”、组织者叫“穴头”,而“穴”也有不同的分类,没拿到钱的叫“水穴”,特别火爆的叫“火穴”。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经济急剧扩张,人民物质生活改善,对文化生活有了更多要求,演出市场空前繁荣。大多数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摇滚人的印象是挣钱多。不少知名的乐队和音乐人都有过走穴的经历:唐朝、黑豹、许巍……这也是中国摇滚的启蒙时代,崔健、刘元等人组成的“七合板”和孙国庆、臧天朔等人组成的“不倒翁”已经小有名气。1986年,北京举行的“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唱响了《一无所有》,影响了那个时代包括西安在内全国的摇滚乐。


那时的张楚默默无闻。他在学生时期已经尝试自己写歌,据说《西出阳关》等就是在那几年完成的。1987年,就读于陕西机械学院(现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 系的张楚辍学,只身一人去北京发展,并很快出版了第一张专辑,1991年,《姐姐》成为中国摇滚乐最为重要的歌曲之一。


张楚是西安摇滚乐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之一。在目前能见到的资料中,关于这个以孤独著称的摇滚歌手,很少有系统完整的信息,如果拿过去的资料和访谈拼凑,倒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有人真正关心一个歌手背后的故事吗?答案一定是:不一定。


1988年,由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发行的《西北风》横空出世,震撼了一代人,以范琳琳的《我热恋的故乡》、崔健的《一无所有》、杭天琪的《黄土高坡》《信天游》最为突出,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摇滚乐”。崔健在汉城奥运会的演出在中央台播放,摇滚乐进一步出现在西安人的视野。同年,真正有记录的第一支西安摇滚乐队——瞬间乐队成立(后改名为撞击乐队),主唱芬妮,吉他徐东坡,贝斯宋保利,键盘八斤,乐队的成员在后来几年一直活跃在西安摇滚乐名单上。这支乐队的出现,带动了一大批人走上乐手的道路,自发举办的舞会成为乐队的舞台,学习乐器的人开始增多。其中很多乐队和乐手,后来都参与到全国范围的走穴活动中。


1989年崔健发行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成为中国摇滚史上公认的第一张摇滚专辑。虽然并没有很多人听过这张专辑,但那时的崔健已成为“摇滚明星”(多数人知道崔健但并没听过崔健的歌,因为这张专辑版本历史非常复杂,香港版和台湾版由中国旅游声像出版社发行,另一版则由EMI香港公司和台湾地区的可登公司发行。之后,日本 EMI和台湾地区的可登分别发行了日本版和可登再版)。当时《一无所有》也因刘欢和孙国庆等诸多歌手翻唱,传播速度极快。很多摇滚人的启蒙,与其说是崔健这个人,倒不如说是《一无所有》这首歌。1990年,崔健来西安演出,现场爆满,观众大多是在校大学生,大家随着歌声鼓掌。崔健影响了更多的人,使他们走上摇滚乐的道路。


1991年,东狮合乐队成立,成员几经更替,成为西安老一代乐队中最为人熟知的名字之一。同年,《中国火1》发行,第一首歌是西安歌手张楚的《姐姐》,这张专辑鼓舞了更多人走上组建乐队的道路。唐朝乐队、黑豹乐队相继发行专辑,摇滚乐形成阵营,西安的舞会继而大幅增多,乐手开始普及。


1992年,飞乐队成立,核心成员是主唱许巍和吉他高松。还有贝斯手童童 、键盘手巴金和鼓手张老三,这算是当时西安最优秀的一批乐手。同时,很多乐手并未放弃走穴,经常往返于西安与外地之间,大部分乐队并不正规。1993年年底,飞乐队在西安外国语学院的首场演出引起轰动,一千人的剧场内挤满了三千名观众,乐队一共表演了五首作品。1994年2月,飞乐队赴成都演出,非常轰动,演出后接受了成都电台及各大报纸杂志的采访。1994年7月,飞乐队赴银川参加西北摇滚节,与来自兰州、宁夏和内蒙古的另外三支乐队在银川体育馆演出,极为出色的压轴表演引起当地媒体的瞩目,演出的现场录音及乐队专访在银川电台播放。回到西安后,飞乐队接受了陕西文艺台的直播访问,乐队歌曲的Demo也在电台多次播放,反响强烈。同时,许巍开始在文艺台担任嘉宾主持介绍西方摇滚乐。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乐队没有经济来源和其他种种原因,乐队成员的矛盾开始激化,直到现在,飞乐队的矛盾依然在流传,版本很多,真假难辨。1994年,许巍离队去北京,飞乐队暂时停止了演出。



那几年,中国摇滚唱片层出不穷,除了乐队和个人的专辑外,拼盘成为摇滚唱片的又一主要形式。被人熟知的有1991年发行的《红色摇滚》、1992年发行的《中国火1》、1993年发行的《摇滚北京1》等。其中,《中国火1》和《摇滚北京1》都因为涵括很多知名乐队,成为摇滚拼盘中的经典唱片。


1994年5月,在北京组建黑蜘蛛乐队的张萌萌离队后在广州制作 《南方大摇滚——太平洋1号风暴1994》(简称《南方大摇滚1》),包括深圳的三支乐队和广州的七支乐队。以广州乐队为主的《南方大摇滚1》在西安乐队看起来并无可圈可点之处,西安摇滚人有了出版自己作品的想法。的确,《南方大摇滚1》中的乐手们大多初出茅庐,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同时缺乏北方摇滚的强烈节奏,过于商业化的编配让西安摇滚人不屑。


“南方大摇滚”这个名字也被一些人认为明显有与《北京摇滚》分庭抗礼的意思,出版后随即招来了北京摇滚乐群体的猛烈嘲讽和大喝倒彩,这也导致了人们对1995年出版的《南方大摇滚2》的冷漠和不屑。


契机在1995年出现,张愚策划“龙都摇滚演唱会”,现场爆棚。演唱会上很多乐手都是这个乐队演完紧接着跟随其他乐队演,吉他手吴一新和贝斯手豆豆同时兼嘹乐队、RMB乐队、无尘乐队的乐手,鼓手张弛同时兼西安人乐队、嘹乐队、RMB乐队、无尘乐队,键盘手冯季勇同时兼嘹乐队、无尘乐队的鼓手,吉他手徐东坡和鼓手陈佳同时兼空间乐队、撞击乐队。那几年因为乐队要求高,出道的乐手狂热追求个人技术,排练极其认真,成长为西安甚至中国范围内的优秀乐手。同时,这场演唱会让更多的人受到影响,选择玩摇滚乐,并对西安摇滚乐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随后,西安乐队出版自己作品的想法成为现实,《中国西部大摇滚》以磁带的方式出版发行,里面收录了“龙都摇滚演唱会” 所有参演乐队的作品。合辑中出现的乐队和乐手被公认为西安最早一批摇滚人。磁带的发行也带动了西安摇滚的火热气氛。


1996年,乐手自发组建音乐联盟,由当时威望比较高的高松和徐东坡任主席。同时,高松重组飞乐队,并牵头在校园和社会上举办了很多演出,由于缺乏资金,几乎所有演出都发动朋友关系找音箱等演出设备,很多演出所需的工程线都是自己动手做。这样的演出持续了三四年。从1997年开始,李群涛开始组织外地乐队进行大型演出,名单上经常出现的名字是“黑豹”“唐朝”“超载”“眼镜蛇”等,这些北京乐队频频来西安演出,西安已然成为他们继北京之后的又一根据地。这两年,是西安摇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从1996年开始,拼盘性质的唱片如雨后春笋,西安乐队的作品也陆续发表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拼盘中。其中,1997年由北京京文唱片有限公司发行的《非常摇滚2》收录了菊花与刀乐队的《自由》、飞乐队的《留住》;1998年,《摇滚时代》收录飞乐队的《回到梦里》,《摩登天空1》收录飞乐队的《西边太阳》; 2000年,《摩登天空有声音乐杂志 6》收录了苦孩子乐队主唱苏妮的一首小样、睡袋乐队主唱陈勇的《我是你》、飞乐队吉他手高松的《别想太多》、菊花与刀乐队的《阴天盛开的向日葵》。1996年到2000年,磁带向CD过渡,传播的载体变化。那几年,西安并没有专业的录音棚,对乐队来说,录音仍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没有唱片号的所谓 “地下唱片”,并不被那个时代所接受。录音设备的要求限制了乐队的发展,他们只能依托唱片公司。大家都认为有正式发表的机会或是小样被唱片公司看上然后出唱片才是正路。


1997年,在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组过乐队的刘文回到西安,开办了西安第一家琴行:绿洲琴行。那时的琴行常常人满为患,弹吉他是一件拉风的事情。


1998年,沸点乐队主唱杜凯组建成立了“西安摇滚青年联合会”,开始举办有规模的校园巡演。新一代乐队陆续组建,这一切要归功于摇滚乐在中国十几年的积累,西安最早一批乐队带来的影响,以及李群涛的“和平HUOSE”等酒吧在周末举办的一些北京乐队和本土乐队的演出。老一批乐队的活跃度已不如以前,新乐队蠢蠢欲动,随着1999年人民剧院摇滚演出和第一届505演唱会的举办,越来越多的乐队组建起来,其中有黏液乐队、硕大的苹果乐队、腐尸乐队等,但大多数乐队分分合合,最终摆脱不了解散的命运。1998年到2000年是西安摇滚乐的过渡期,老一批的乐队渐渐退出舞台。


这时期打口带在西安经历了五年的发展,区域市场已非常成熟,兜售打口带的店铺已广为人知,大量的欧美摇滚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也打开了许多乐队的视野。和80年代摇滚乐刚进入中国时一样,打口带更多不同风格的音乐令大家热情高涨,摇滚乐充满各种可能。对打口带的狂热造就了打口带行业,西方各大唱片公司处理积压产品,本应该熔毁碾碎的唱片,被打上口或扎眼后作为垃圾出售到中国,这些“特殊产品”造就了中国摇滚风格的快速裂变。在早期都卖出了80-100元的天价,这在一盘磁带平均10-20元的年代是无法想象的,那几年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赚了钱。除了打口带,那个年代的人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世界音乐的途径。


见识越多,可能性越多。西安摇滚乐队的风格随之多样化,其中有死亡金属风格的腐尸乐队,新金属风格的黏液乐队、检修坦克乐队,朋克风格的妖蕊乐队、潜乐队……这个时期的乐队大多没什么演出,所以并不为人所知。即使有演出,也仅仅局限于校园等小范围场地,乐队之间很难互相认识和了解。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此阶段的乐队对当时的环境都有各自的理解,落差和分歧很大。这一切,都源于演出市场的不成熟。


这种情况直到2001年才改变,第一届寒窑音乐节举办,通宵的演出、20多支新乐队亮相,让人惊呼:西安竟有如此多的乐队。这次音乐节也成为西安摇滚历史上首次大型户外音乐节。


2001年年底,代理英国乐爵士(Rogers)音箱的张玮受到摇滚乐的影响开办了八又二分之一酒吧。不久,绿洲琴行的老板刘文成立了绿洲音乐网,让朋友曹石管理。在成立初期,八又二分之一酒吧只做电影放映,承接少量话剧演出,即便如此,仍然吸引了大量的文艺青年,其中不乏行为艺术家、媒体人和优秀编剧。成立初期的绿洲音乐网是一个小型论坛,注册会员仅仅是常来绿洲琴行的一些朋友和曹石的网友。但他们可能谁也想不到,在日后的几年时间,他们将共同创造西安摇滚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2002年,八又二分之一酒吧开始尝试举办大量摇滚演出,这成为西安摇滚乐的分水岭。2001-2002年,能够长期提供演出的场所并不多,为人所知的是东大街的幕唯酒吧和边家村工人文化宫。人们后来将“八又二分之一”习惯性地称为“八个半”,“八个半”的第一场演出有三支北京乐队,是后来组建了Joyside乐队的主唱边远和哎吆乐队的主唱刘舸各自带来的乐队,还有西安朋克乐队“妖蕊”和“潜”。三支北京乐队对演出地点和效果的评价极高,进一步鼓励了“八个半”长期做演出的想法,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八个半”的张玮亲力亲为,大范围联系西安和外地的乐队演出,张贴海报等烦琐事务都亲力亲为。他和海报设计师金豆两个人共同承担了所有的演出筹备工作。随着演出活动和观众逐渐增多,位于纬二街陕西烹饪学院(现已拆除)南隔壁二楼,约200平方米的“八个半”场地已不敷演出使用,张玮此时已有更换演出场地的想法。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玮发现经常吃饭的拉面馆后面有个防空洞,和面馆老板商量妥当,2002年夏天张玮在防空洞中搭建了舞台和厕所等基础设施。这种形式确立了“八个半”特有的风格,这一场地受到西安乃至全国各地乐队和乐迷的羡慕和追捧,“八个半”成为西安演出的主要阵地,同期存在的幕唯酒吧已毫无优势可言。


防空洞只是针对演出开放,平均每周至少一场演出。每逢周末,大家会从各个地方赶来,在拉面馆点一碗拉面,吃完直接进入演出场地。


从防空洞开始,张玮确立了自己的经营思路,开始了售票机制。这对日后的演出市场起到了规范作用,同时乐队开始有报酬,在这之前,摇滚乐演出可以拿到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木马”“美好药店”“AK47”“声音碎片”等乐队在此演出,经常上台的本土乐队需要由张玮亲自监督,听乐队作品或是观看排练,只有具备一定基础的乐队才可登上“八个半”的舞台。在张玮看来,既然观众买票看演出,他就要对观众和舞台负责。自从张玮不再做演出后,直到现在,西安所有的演出主办方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张玮在外地乐队的选择上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想通过外地乐队来促进本土乐队的成长和市场开拓。纵观“八个半”的演出历史,重型音乐少之又少。在张玮看来,西安的腐尸乐队已经是全国范围内的标杆,所以无须引进更多同种风格的外地乐队。他要做的,是把西安本土没有或者不成熟的音乐风格引进来。正是由于采用了这种方式,“八个半”时期的西安乐队可谓百花齐放,不同风格交流融汇增强了本土乐队的实力,“八个半”的舞台成为西安摇滚乐专业舞台的代名词,能够站在“八个半”的舞台上演出,亦成为诸多新兴乐队的梦想。


同期存在的绿洲音乐网在2002年租用了更大的空间,随着“八个半”的受众扩展和网络论坛时代的来临,网络宣传成为比张贴海报更有效的信息发布方式。负责绿洲音乐网整体建设的曹石在论坛板块上费了很大心思,几乎所有的板块都很受欢迎,其中有发布演出信息的演出板块、文学爱好者发文的文学板块、经常版聊的交友板块和供大家娱乐的灌水板块,每个板块有一到三名版主负责管理。随着网络的普及,绿洲音乐网成为西安摇滚乐不可或缺的媒体之一。


随着演出的正规化,西安有了专门采访乐队的记者和专为现场拍摄的摄影师,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记录以网络为载体出现,西安摇滚乐进入有记载的时期。


也是在2002年前后,中国摇滚乐版图中的乐队不胜枚举,不成熟的唱片工业无法满足乐队的需要,而当时制作和发行唱片仍是一个乐队必做的事情。本土乐队开始独立发行唱片,就是所谓的“地下唱片”。因为发行量少,受众有限,绿洲音乐网为此将独立发行过唱片的乐队作品放在网上,供更多人试听,西安摇滚乐同时进入更有效的传播阶段。


与90年代相比,这个时期的西安摇滚乐坛,已经是新乐队的天下,但是仍有老一辈的摇滚人。2002年,组织过“黑豹”“唐朝”“超载”等乐队驻西安长期演出的李群涛在大雁塔举办大型演出,北京的“战斧”“唐朝”和西安的“祝尔康”“腐尸”等乐队参加,但影响力已不如前两年。主要原因是打口带将更多更新的风格带入中国,乐队和乐迷的视线已开始向风格相对更新的音乐转变。虽然老一辈的演出主办人仍旧坚守老牌乐队,但与时代脱节的弊端更加显露无遗,这一年,也可以说是老一辈摇滚人整体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年。


2003年,曹石、大治、箱子成立时音唱片工作室,成为西安首家为乐队录音的专门机构,与绿洲音乐网和“八个半”共同成为支撑西安摇滚乐的三大平台。越来越多的乐队开始出现,西安摇滚进入第二个黄金时期。


同年,康师傅冰红茶乐队选拔赛大规模举办,成为摇滚乐队演出的又一平台。虽然时间短(约3个月),但更加商业化的操作让部分乐队有了“走出地下”的想法。西安摇滚乐的商业意识开始觉醒,但商业的诱惑始终不敌音乐本身的魅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是:检修坦克乐队从1300多支高校乐队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疆、宁夏、甘肃、陕西、昆明、重庆、成都等省市进入半决赛的12支乐队之一。比赛前一天抽签决定演出顺序时,“检修坦克”放弃抽签,因为他们当天还在参加“地下演出”,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


他们不是对商业操作方式不了解,而是清楚在商业之外有更重要的东西。摇滚乐,对他们来说仍是向内而生的精神堡垒。那个年代的摇滚人对商业有出自本能的谨慎态度,这在今天看来的确难以理解,但那时的摇滚人只遵从自己的内心,从不奢望外人理解。


在后来的发展中,乐队并未有进一步商业化运作的想法,西安摇滚乐依然和商业无关。


2003年9月,“八个半”酒吧使用了一年左右的防空洞被收回,原因是处在北郊的另一处防空洞因爆炸事件引起相关部门关注。演出又回到酒吧,大概持续了两个月,张玮有了关闭“八个半”酒吧的想法。演出场地移至酒吧南边大约200米的红专路口的一个舞厅,并在这里进行了为数不多的几场演出。腰斩乐队第一次演出,北京的液氧罐头第一次来西安演出,都是在这里。西工大对面阿波罗旱冰场也时常被一些演出主办方租用,2003年下半年的一些演出也在这里举行,来自北京的痛苦的信仰乐队(后改名为“痛仰”)和厄刃乐队的演出算是比较重大的活动,2004年,北京的TOOKOO乐队、在北京发展的西安乐队冰淇淋格子、西安的“检修坦克”“死因池”“末日”“超级马力”“三角塔”等乐队,也在此演出。


那一年,演出主办方多了起来,有举办“痛苦的信仰”演出的玩跳俱乐部,举办“厄刃”演出的小猫,举办“冰淇淋格子”和“TOOKOO”演出的小子联盟。这一年的下半年,西安摇滚乐在多个演出主办方举办的多场演出中过去了。西安摇滚乐进入无固定场地的短暂过渡时期。



2004年,筹备了半年的《掩灰的色彩: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1》出版发行,收录了15首西安本地的原创音乐,风格多样,成为当时西安原创音乐最具水准的一张合辑。为走了乐队和散杀乐队设计过封面的郁天免费设计了这张唱片的封面,当时很有名的次非写了文案。这张唱片是迄今为止西安摇滚唱片中为数不多的有出版号的唱片之一,还包含有一张DVD,内容是收录的15支乐队的录音过程,西安摇滚乐首次有了动态影像的公开记录。


这张唱片也成为继《中国西部大摇滚》之后的第二张西安摇滚乐合辑。由于涵盖的乐队较多,因此受到更多乐迷的关注,唱片销量出奇的好,很快就售罄绝版了。


这年夏天,关闭了不到一年的“八个半”酒吧在德福巷重新开业,并增加了新的股东。经营模式与之前并无太大的变化,依然以摇滚演出为特色,“病蛹”“脑浊”“沼泽”“幸福大街”等外地乐队在此演出,登上“八个半”演出舞台仍是本土乐队的梦想。前走了乐队和三点十五乐队的贝斯手双喜回到西安,张玮将更多的具体演出事务交给双喜,为双喜日后成立经纪公司奠定了基础。


但此时的“八个半”酒吧已不是西安摇滚演出的唯一场地。“八个半”不在的日子里,喜欢摇滚乐的人越来越多,只要有需求,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现场是摇滚乐的生命力,即便没有“八个半”,也会有“九个半”“十个半”。


这一年,除了“八个半”,演出场地还有二府庄二楼的一个网吧,地点在EM7对面,主办方作为演出场地租用,上半年进行了少数几次演出后地点转移,其中演出过的乐队有“降灵”“魇”“支离”“脉冲”等。这年夏天,靠近含光路北段的鸿业大酒店成了演出场地, No Name乐队的首张小样 We don't need that shit!在此举办发行演出。八里村对面一家名叫“巡洋舰”的慢摇吧,同样作为演出场地被租用,举办过阿修罗乐队、声音玩具乐队、另外两位同志乐队与颜峻的全国巡演西安站演出,2005年春天举办过腐尸乐队专辑首发等少量演出。小寨兴善寺斜对面的金碧辉煌娱乐城,在秋天举办过“血流中国西安站”的演出。但这些场地都未持久,基本两到三场演出就被迫换地方。


那时的摇滚人大多很穷,摇滚乐又无法当作职业,都是凭爱好,唯一支撑他们的就是内心的那团火。经常变换的场地、参差不平的设备、不稳定的市场,成了吹向内心之火的狂风,那团火焰随时都有熄灭的危险。


这一年,“检修坦克”“脉冲”等老牌乐演出减少,新出现的一批乐队风格集中在当时受欢迎的新金属和朋克,其他风格并不多。


2005年,刘翔捷以行为艺术家的头衔举办“西安交流现场LIVE ART艺术平台”,这是西安第一个以摇滚乐、行为艺术、文学、DV影像等为主题的现场活动,每周一场,“阿里与乐队”“末日”“XXX”“超级马力”“糖水”“支离”等乐队受邀参加了此次活动,但并未起到良好的交流作用,不同艺术形式依然各自为政。只是在乐队方面,刘翔捷坚持付报酬,相比单纯的摇滚高很多,与平台的收入不成比例。最终,刘翔捷用自己的资金支撑八场活动后,宣布活动结束。从此以后,西安再没有出现过此类的现场活动。


对多数人来说,刘翔捷这个名字很陌生,其实早在1995年,西安摇滚乐第一张合辑《中国西部大摇滚》中,就收录了他的一首原创歌曲《算黄算歌》,用方言演唱,是西安方言摇滚乃至中国摇滚乐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笔,他独特的演唱有一个与之相配的独特名字——秦腔布鲁斯。随后的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方言歌曲。毕业于美院雕塑系的刘翔捷,在学生时期就因为独特的演唱成为话题人物,其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也让他一直走在风口浪尖上。他后来走上行为艺术的道路,奔赴北京,和“舌头”等一干乐队混迹在一起,同时参与北京艺术圈的一些活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和左小祖咒互为彼此的歌迷。


在北京混迹一段时间后,刘翔捷回到西安,和西安行为艺术家一起做了大量的艺术活动,势头很旺。因为方言演唱元素受到关注,他在2003年3月受邀参加了日本NIPAF国际行为艺术。在此后的两年中,他拿出自己准备出国的资金,办起了“西安交流现场LIVE ART艺术平台”,当资金用完后,活动也就自然停止了。


2005年秋天,举办过1995年龙都演唱会的张愚主办了红河谷现代音乐节,这个为期三天的音乐节本可以成为西安摇滚乐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户外音乐节,却因资金纠纷而告失败。很多乐队没有拿到报酬,到第三天演出时,还有第二天的乐队重复演出,这让很多乐迷和乐队愤怒。主办方认为失败是眉县政府的责任,而具体情况恐怕只有组委会清楚。在那次音乐节后,张愚彻底消失在朋友和摇滚乐的视野里。


同期,电子城步行街内的一家名叫“JIMI”的酒吧,因生意惨淡愿意出租场地举办演出。2004年到2005年将近一年间,刘凯正好因为工作关系在音箱设备使用上有一定的便利,故在此举办了多场演出,其他人举办过零星演出,那个阶段西安绝大多数乐队都在这家酒吧演出过。刘凯因为设备方便,可以降低演出费用,演出的门票收入和乐队也没有分成,这为后来自己做演出酒吧奠定了基础。此外,西郊一家名叫“伊丽莎白”的旱冰场,也曾被租用为演出场地。此地举办过屈指可数的几次演出,其中有2005年窒息乐队全国巡演西安站的演出。


2006年,八又二分之一酒吧转让,合伙人张玮退出。虽然新接手的负责人希望延续“八个半”的操作模式,但因缺乏设备,酒吧很少主动举办演出,只是偶尔作为乐队演出的租用场地。大概不到半年,酒吧负责联系演出的双喜退出,酒吧不再具备承接现场演出的能力。


而在同时,体育场旁边的2008酒吧开始承担西安大部分摇滚乐队的演出,接待过谢天笑和“低苦艾”“扭曲的机器”等诸多外地乐队,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时间,这个演出场地关闭。西安演出市场进入疲软期。


2006年10月,借《掩灰的色彩: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1》成功之势,《废城甜梦: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2》出版发行。其实早在2004年《合辑1》发行之后,其发行团队时音唱片就在筹划《合辑2》的发行,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合辑2》的发行成为现实,并趁机举办了连续两天的西安绿洲网五周年纪念演出。20支乐队参演,乐队风格涵盖金属、朋克、车库、电子等,此次演出真正意义上成为继西部大摇滚之后西安规模最大的一次演出。虽然《废城甜梦: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2》这张唱片形成的影响力,与《掩灰的色彩:西安独立音乐合辑vol.1》相比有天壤之别,但演出却出奇成功,与下半年疲软的西安摇滚形成强烈的对比。然而一场演出不能挽救西安摇滚乐,之后没多久,诸多乐队开始纷纷解散。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来计划的《合辑3》一直搁浅。


2007年,刘凯与合伙人开办的位于南门里的月亮钥匙酒吧开业,承接了后来几年西安摇滚乐队的大部分演出,振奋了西安摇滚乐坛。早期存留下来的屈指可数的乐队在此演出。然而新组的乐队与之前相比,其技术与态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同年,双喜独辟蹊径,成立“张冠李戴唱片事务所”,业务范围主要是演出经纪,带领西安乐队赴外地演出。这一年,双喜带领脉冲乐队、24 Hour Party People乐队、超级马力乐队、Sucker乐队、Hush乐队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演出,这是西安首次有人将本土乐队集体带出西安。


除了带领乐队出省演出,同年秋天,双喜也开始举办本地演出,地点在大学城西北政法学院新校区对面的一家商场内,仅仅持续了大概半年,场地关闭。也是在这一年,超级马力乐队、24 Hour Party People乐队、脉冲乐队分别发行了自己的EP,双喜希望借助自己的资源促成唱片正式出版,但最终没能实现,加之外埠演出赔了一些钱,资金紧张的双喜开始想其他方式运作“张冠李戴”。


同年,第二届寒窑音乐节举办,聚集本地二十余支乐队,形式上准备延续第一届寒窑音乐节的方式,用一天的时间通宵演出。但演出进行了不到四小时后被叫停,引起乐迷和乐队愤怒,此事最终没有解释。后来传出了主办方为了表示歉意宴请所有演出乐队的说法,真实的情况是很多乐队并未得到宴请。


户外音乐节连续失败,越来越多的人对主办方耿耿于怀。


2008年夏天,又一家以摇滚演出为主的酒吧“Tiger”营业,地点在南门外体育馆南路,做了包括“液氧罐头”“守夜者”“TOOKOO”“No Name”“白羽”“刘二”“Old Doll”“冷冻街”“嘎调”等乐队的少量几场演出,大约半年时间就关闭了。秋天,大唐通易坊西口的日落之前酒吧开始承接演出,存在的时间同样短暂,2009年春天便关闭了。西安的酒吧演出市场已明显不如以前。


至此,几乎所有的乐队纷纷解散,所剩寥寥无几。不仅是西安,全中国摇滚乐市场都陷入低谷。极度缺乏乐队也成为西安摇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2008年年底,双喜终于在摸索中找到新的方式。张冠李戴室内音乐节在东郊纺织城举办,为期两天,为开辟西安本土音乐节市场提供了可能性。但遗憾的是,西安本土缺乏乐队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变,此次音乐节大部分乐队来自北京和成都。


2009年,延续上一年的成功,张冠李戴音乐节在5月28、29日举办,因为有第一届的经验和成功案例,这一届音乐节空前成功。在品牌策划方面,双喜也尽了极大努力,终于奠定了“张冠李戴”的品牌基础,这次成为西安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品牌意义的户外音乐节。


双喜希望借上半年的势头趁热打铁,在下半年继续举办一届音乐节,时间定为10月17、18日。没想到突如其来的H1N1流感让音乐节售票受到极大影响,为了维护“张冠李戴”的品牌基础,音乐节还是硬着头皮举办了,结果自然损失严重。不过在双喜看来,金钱的损失远远没有“张冠李戴”的品牌重要。


除此之外,似乎看到春天的西安本土音乐节却又面临新的挑战:全国各地音乐节在下半年遍地开花,乐队出场费水涨船高,这成为举办大型户外音乐节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门槛。


连续两年的音乐节大大削弱了酒吧演出市场,此时西安的摇滚演出酒吧只剩刘凯的“月亮钥匙”。


2010年5月,草莓音乐节进军西安,成为西安第一个外地音乐节项目。双喜在此前两年举办音乐节的成功,为推动西安摇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2010年9月,持续了三年的“月亮钥匙”因为高昂的租金,不得不关闭。此后的几个月, “月亮钥匙”分别在东大街的“在路上”酒吧和长安立交东的延炼大厦举办了几场演出。冬天,刘凯在高新区科技路枫叶新都市北门找到固定场地,这里成为西安摇滚演出的主要阵地。但西安乐队的数量并无增长。


2010年11月,一方面缺乏资金,一方面不得不支撑经营两年的张冠李戴音乐节品牌,双喜只得改变形式,将连续两年的户外音乐节改为室内,地点选择在菊花园饮马池的“光圈CLUB”,与前两年相比,规模缩小数倍。


2011年,因为看到了举办摇滚演出的可能,“光圈CLUB”开始举办摇滚乐队演出,但主要阵地依然是高新区的“月亮钥匙”,直到2012年,情况有了转变。“月亮钥匙”高新店关闭,加之有近一年的积累,“光圈CLUB”成为西安摇滚演出的主要阵地。虽然“月亮钥匙”9月重新在东二路与顺城巷路口开业,但已无法改变西安酒吧演出的重心。


在这两年间,西安零星出现了一些乐队,但从数量和质量上已无法和以前媲美,之前的摇滚人大多数退出乐坛,少数人转入与摇滚乐有关的幕后工作。


张冠李戴音乐节在2011年没有举办,虽然4月有举办的消息放出。在众人的期待中,音乐节一直到2012年才成为现实,地点依然在纺织城,三个舞台连续演出两天,成为迄今为止影响力最大的一届音乐节。


2013年,酒吧演出市场低迷,多个演出主办方开始转变模式,尝试通过校园演出寻求出路,摇滚演出市场似乎有重回20世纪90年代的趋势。由于学校受众广,演出可以简单地变成商业活动。


音乐节市场则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013年,草莓音乐节再次在西安举办,靠着之前的积累,成为有史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届音乐节。同时,姚睿操刀举办了西安本土的城市森林音乐节,西安本土音乐节竞争现象初现。不过,因为资金和手续问题,城市森林音乐节比较失败。


同年9月,恒大音乐节西安站举行,因为聚集太多流行艺人,并未引起广泛关注。11月,张冠李戴音乐节移至西安音乐厅,连续演出四天,以每天一支乐队(两小时左右)的形式进行,因为有左小祖咒、郝云等音乐人参加,得到了不少乐迷支持,由此可以看出,双喜仍在探索新的形式寻求出路。


2001年到2003年出现的新乐队数量不多。与之前百花齐放不同,乐队风格趋于雷同,跟风成了年轻乐队的普遍情况。在音乐上追求更加轻松快乐的风格,重型音乐少之又少。摇滚乐的受众更加普及,音乐却做得越发小心翼翼——这几乎是所有2000年之前出道乐手的普遍看法。


近30年过去,提起西安摇滚乐,听到最多的评价仍然来自业余者,“摇滚重镇”和“走出了许巍、张楚、郑钧”的“官方评价”依然大行其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早期摇滚人坚持自我、奋不顾身的普遍态度,到现在被唱片工业和商业左右的摇滚乐,从梦想,到娱乐。现在的模式的确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却隐现出西安乃至中国摇滚的市场弊端。


“摇滚乐不是一代人的事情”,这句话如此熟悉,但这个问题,摇滚之父崔健都没有给出准确答案。在2001年的迷笛音乐节上,舌头乐队的主唱曾说过一段令人血脉贲张的话:“我们终将会成为铺路石,或者是绊脚石,直到那一天,你躺在路上或被踩在脚下,骨头,不应该被埋在地下,它应该成为梯子,或者工具,或者绳子,但是种子,必须埋在地下,埋在土壤里。那样,它才会长成一棵树,长成你们需要的火把。”


在漫长的摇滚乐路途中,无论如何辉煌的乐队都承担着铺路石的角色,成为梯子或者绳子需要勇气,需要果敢付出的精神,这和如今摇滚乐的娱乐精神背道而驰,却真正代表着西安或者中国摇滚乐近30年的发展核心。


锤子,超级马力乐队主唱,写作者,和周琦创办独立出版机构“不是出版基金The Atypical”。著有诗集 Bad Time for Poetry:Mr Chui (诗歌的坏年代:我的名字叫锤子)、剧作集《性瘾》等。


摘自《昨日不辞而别:废都摇滚记忆1990-2014》 锤子著,鹭江出版社 出版

书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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